中國網(wǎng)：提起劉震云，你可能認為他是多面的，能寫作會編劇，也能在電影里客串角色。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等獎項。從《手機》到《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有人評價劉震云的小說是善于用最幽默的方式來表達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質(zhì)樸的語言來搭建最復雜的事物。盡管劉震云的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多個國家出版，獲得國內(nèi)外多項大獎，但他依然稱自己是作者，依然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現(xiàn)不一樣的思考深度。2018年4月13日，劉震云被法國文化部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與藝術(shù)騎士勛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產(chǎn)生的影響。
本期節(jié)目，中國網(wǎng)《中國訪談》專訪劉震云。
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震云接受中國網(wǎng)專訪。 攝影 李佳
中國網(wǎng)：劉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中國網(wǎng)的采訪。作為作家，您的書已經(jīng)被翻譯成法語并且多次出版，您也去法國當?shù)馗x者進行過交流。您感受到，中法文化有哪些異同？這些特點是否給您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靈感或啟發(fā)？
劉震云：我覺得相同的地方就是，文學它反映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生活這個概念要大于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比如說像政治的層面，像宗教的層面。我曾經(jīng)說過，兩個民族之間的交流最節(jié)省成本的是“文學”，因為大家讀一本書，不管是讀法國的巴爾扎克，包括雨果的時代、普魯斯特的時代，加謬和薩特的時代，馬上能知道這個民族他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飯的，怎么談戀愛的，一直到生孩子的。這點它跟中國的《史記》、《唐詩宋詞》、《紅樓夢》，魯迅先生一直到我這個時代的作家，馬上能知道民族和民族之間的差異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社會的層面、政治的層面、宗教的層面都會有很多的差異。
像我的作品目前有七本書被翻譯成法文，還有更多的，一本又一本，我隨著這些書，包括書里的人物跟法國作者交流的時候，因為它是文學，它并不是一個社會的訪問、政治的訪問，也不是一個宗教的訪問。所以你會感覺到，處于生活中的人溝通起來能夠更加深入，也能夠更加廣闊。包括他讀你的書，有很多反映說跟中國人是完全一樣的。唯一不一樣的，比如說《我不是潘金蓮》，一個人要想說一句話，為什么20年沒有說過來？而且又經(jīng)過了那么多社會和政治的層面，他可能不是會特別地理解。那我就跟他說，像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他馬上就能理解。
法國產(chǎn)生過很多非常好的哲學家，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哲學的作者。我在讀起來，別人就覺得有些書讀起來特別的冗長，是不是特別的節(jié)外生枝？特別是像普魯斯特和薩特的作品，我讀起來沒有太大的障礙。我不知道潛移默化對我的作品會有什么樣的影響，但是一般影響都不會是特別表象的、具體的，它是潛移默化的吧。
中國網(wǎng)：您創(chuàng)作過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一句頂一萬句》不但獲得茅盾文學獎，也入選高考試題。這是您最滿意的作品嗎？
劉震云：我知道《一句頂一萬句》里有一個私塾先生就是老汪，那段曾經(jīng)入選過高考的試題，這是高考出試題的人，包括整個高考的試卷水平提高了。我不知道它被入選了，好像是上午考試。那道題的分值還是挺高的，我記得是25分，25分在語文卷里算是一個大題。我答下來后他們對照標準答案，我只得了5分，可見，這個考試出的標準跟你真正在創(chuàng)作作品時的想法不是一個系統(tǒng)。因為對作者來講，你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還是盡量想把它寫好，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你回頭能盡量把它給修復、修改或者替代，這個過程每個作者都會這么做。當一個作品真正出版之后，特別是你隔了幾年之后再回頭看，總是有些當時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沒想到不是當時沒想到，而是幾年之后你重新思考，這幾年對同一個事物的思考，和過去你在寫的時候不是特別一樣。
中國網(wǎng)：您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劉震云：我最喜歡能夠把下一部作品給寫好。
中國網(wǎng)：那您之前的每一個階段的作品，能不能完全代表您當時這一段時間想表達的思想？
劉震云：肯定能夠代表，因為當時就是你自己跟文學、跟生活之間的關(guān)系，當時就是處于那樣一種層面的關(guān)系。當時你肯定是想寫一部跟自己過去作品不同的一部新的作品，要是跟過去在創(chuàng)作思路上完全一樣，這個作品可以完全不寫。比如像《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等能夠看出來（創(chuàng)作思路不一樣的），這一點對我還是有些安慰。是不是思考的深度比以前要進步了，進步對一個作家太重要了。比如說一個是感覺的進步，另一個是思考的進步，這個思考有時候只思考文學是遠遠不夠的，思考生活也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網(wǎng)：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恰巧您是在40年前參加高考并考入北京大學，之后開啟了您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可以說，您是改革開放的體驗者和見證者，您感受到這40年來，中國文學最大的變化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劉震云：最大的（變化）是它肯定跟時代緊密相連。這40年對于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就是國外的好多作品，不管是歐美的作品還是南美的作品，印度的、阿拉伯的、東南亞的，所有的作品你很快都可以看到。中國人是比較勤奮的，我出去走了30多個國家，我的書出版另外一種文字，你總要去做推廣的工作。中國的圖書市場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學作品，包括他們新出來這些作家的作品，很快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能夠見到。但是中國的作品能夠走向全世界的也就那么幾個作家，這個是一種很大的反差，這個反差對于中國文學是一件好事兒，你總是學習別人多，比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要好。
中國網(wǎng)：經(jīng)過這40年的發(fā)展，中國文學作品的質(zhì)量有沒有一個大幅度提高？
劉震云：它肯定有大幅度提高。
中國網(wǎng)：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劉震云：像開放之后，一代一代的作家他的視野的開闊，整個社會的寬容度還是跟以前不一樣的。創(chuàng)作最需要的前提就是創(chuàng)作自由，才可以對這個世界有更不同的認識。
中國網(wǎng)：剛才說到的這些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變化，給您的文學作品帶來了哪些影響？
劉震云：當然會帶來一些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致命的。總是覺得生活的變化會很快，但這個很快都是外在的變化，像汽車、名牌包、互聯(lián)網(wǎng)，基于所見的這些都是外在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變化，人性的變化就是一千年還前進不了一厘米，這個比外在的變化重要的多得多，而且有時候它會牽扯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這種生活的變化在我的作品里有過體現(xiàn)，比如說我寫過《手機》，人類出現(xiàn)手機之后，人和人溝通的機率極大的縮短了，那是不是心靈的交流也會極大的縮短，還是正好相反呢？當中人的語言習慣就是“我跟你說實話”、“我說白了吧”，但這個實話是因為手機更多了還是更少了？它也是個問題，這個距離跟嘴之間的關(guān)系，跟心之間的關(guān)系（是什么）。手機是新出現(xiàn)的，（后來）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微信、微博（的出現(xiàn)）給人的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變化，這個極大的變化跟他內(nèi)心的變化到底是什么樣的關(guān)系？這個不是簡單的能夠回答，凡是簡單的能夠回答，用道理說一說就可以了。用道理說不清楚的事兒，文學會更適合把這種復雜的東西由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舉三反三，枝枝葉葉，更顯現(xiàn)本來狀態(tài)背后的東西。我原來寫過一個作品叫《一地雞毛》，等靜下心來寫雞毛飛過20年、30年。當小林變成老林，他周圍的人際關(guān)系、社會劇烈的變動，到底給小林到老林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動？這個事兒很復雜，既然復雜，就用文學把這個復雜的話給梳理一下。原來寫過《手機1》，我還是想寫由手機的時代變成互聯(lián)網(wǎng)的時代，因為過去手機就是通電話，現(xiàn)在手機跟互聯(lián)網(wǎng)聯(lián)系在一起，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交流的方式。現(xiàn)在用手機打電話當然是一種方式，大部分都是在看著微信和朋友圈。
中國網(wǎng)：您的下一部作品還將關(guān)注現(xiàn)實生活中哪一方面？
劉震云：關(guān)注生活中的人，被平常每個人所忽略的情感、認識。文學說起來概念上非常地簡單，生活中被忽略的地方，文學就產(chǎn)生了，這是判斷一個文學到達什么樣的境地的主要的標準。如果文學只是現(xiàn)實生活的一個單純的反映，這種反映不必費力，我們直接看生活就好了。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主持：裴希婷；攝像：劉凱；攝影：李佳；后期：劉凱 裴希婷；主編：鄭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