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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開放40年】傅志寰:中國高鐵是堅持自主創新的成果
     
    時間:2018年8月15日
    嘉賓: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 傅志寰

            節目導視:交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透過過去40年交通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進步與變化。這其中,鐵路交通的發展尤為突出。1978年,我國的鐵路里程僅5.17萬公里。截至2017年底,我國的鐵路營業里程已經達到12.7萬公里,其中高鐵2.5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量的三分之二。目前,我國擁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鐵路網和最發達的高鐵網。這些成就背后是一代代鐵路人的無私奉獻與辛勤勞動。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和鐵路同樣有著不解之緣。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攝影/楊佳

            傅志寰:對于鐵路這幾十年的發展,我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有一定的發言權。那么我怎么成為一個鐵路人的,這個就說來話長了。因為我出身鐵路世家,父親是個火車司機,我從小就跟火車打交道。我們小時候沒地方玩,沒有什么兒童樂園,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去火車站、去鐵路旁,有時候在空車廂上面跑來跑去。我是聽著鐵路汽笛聲長大的,所以就對鐵路很有感情。久而久之,我想鐵路應該是我今后為之奮斗的事業。    

            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報的是唐山鐵道學院,專業是蒸汽機車。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有電力機車,有內燃機車。蒸汽機車就是我父親開的火車頭。那么父親是開火車的,我就想我能進一步吧,我造火車,這就是當時的想法。

            后來有一個機會叫我去前蘇聯留學,組織上跟我說,前蘇聯的大學已經取消了蒸汽機車專業。他說,你學電力機車吧。當然對我來講是喜出望外的事情。

            中國網:學成回國以后,根據資料顯示,您被分配到了株洲電力研究所工作。當時研究所是一個什么樣的工作環境? 

            傅志寰:那個時候我們的分配,就是開始大家填志愿。當時我是沒有填志愿,后來分到鐵道部。鐵道部當時干部部門的同志找我談話,他說希望你到株洲去,我說好,因為我知道株洲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制造電力車了。我去的時候已經是10月末了,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氣候很好,但是沒過幾天就一直下雨,到了冬天非常冷。當時沒有暖氣,也沒有火爐,那個時候在株洲冬天是不取暖的,所以一下雨就是心里往外冷,這種冷跟北方不是一個勁。但是我很喜歡電力機車這個事業,那么這些困難,當時想克服克服吧。這個沒什么大問題,自己很年輕嘛。

            碰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飯吃不飽。你們年輕人都是不知道的,那時候糧食、肉、油、糖,都是定量的。當時定量不是很高,那時候從上到下,從領導干部,到我們小技術員大家都是一樣,所以沒什么好想。國家遇到困難了,我們怎么辦?我們要克服困難。

            另外一個困難就是什么?當時研究所剛建立了只有兩年,也就是1959年建的,我是1961年去的。去的(時候)就是沒有辦公室,沒有實驗設施,什么都沒有,也就是說從零做起,基本上就是白手起家。條件反正是非常有限的。當時就是想到有這么一個事業,從無到有,自己也非常有興趣,所以這些困難當時對自己來講不是什么克服不了的。

            中國網: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

            傅志寰:很困難,但是可以理解。后來一個比較大的困難是什么呢,就是我們這個電力機車基本上是從前蘇聯引進來的,包括圖紙,包括它的工藝,包括前蘇聯專家都來了。后來造了第二臺電力機車的時候,當時前蘇聯就撕毀了跟我們的合作協議。前蘇聯專家就撤走了,把圖紙什么都帶走了。 當時我們這些都是年輕人,因為建所只有兩年,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這些年輕人,當時就覺得前蘇聯專家走了,圖紙也拿走了,這個怎么辦?

            中國網:未來一切都是未知的。

            傅志寰:我認為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是有一股熱情,就是中央提出來要發憤圖強。這個憤不是奮斗的奮,憤怒的憤。就是前蘇聯專家走了,但是活我們照干。想起來我們年輕人有一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你走了,我們照干。

            因為當時前蘇聯搞這個交流電力機車的歷史也不長,它的技術也不是很成熟,遇到很多困難,所以我們就是從頭做起。你再困難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是有熱情的,有決心的,所以就黑天白夜地干,做實驗。經過十年的工夫,從1958年我們生產了第一臺電力機車到1968年,十年的功夫,我們搞出自己的產品,就是韶山型電力機車。

            解說: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中國鐵路也進入了發展的新時期。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鐵路運輸能力無法滿足客貨運量需要的情況更加突出。尤其是每年的“春運”,民工流、學生流、探親流、旅游流的匯聚使得鐵路交通“一票難求”。然而,此時全國鐵路的平均時速不到40公里。出行難、運行慢,鐵路運力不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

            中國網:改革開放之后,您還有機會被派到德國去進修學習。在您學習的這段時間,我國鐵路發展狀況和國外相比存在怎樣的差距?

            傅志寰:當時就是在80年代前后,我們國家(鐵路)的主要矛盾就是運力不足,具體表現就是買票難、運貨難。買票難,大家可能都清楚。我自己那個時候比如出差、探親買不到票,特別在中間站,那買票是難上加難。即使買了一張票,火車上不去怎么辦,從窗戶上。我自己爬過窗戶,那里邊有好心人把我拉上去。那這樣的話就是上了車了,謝天謝地,肯定是沒座位。最長的,我是從當時的寶雞坐了一天一夜到北京,就坐在那過道上。因為廁所里有時候有七八個人,甚至十個人,大小便怎么辦,就是從窗戶爬上爬下。 那個時候沒辦法,這就是我們的運力十分緊張的表現吧。運貨也非常難,車皮非常緊張。這就是那個時候我們的現狀,鐵路成為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的制約因素。

            那個時候我還在研究所工作,到了當時的聯邦德國,也就是西德。那個時候德國的鐵路是比較發達的,就客車來講最高時速到了200公里,當時我們最高時速不超過100公里。另外就是說它的貨運能力很強,包括高速公路上得也比較快。(他們的)鐵路在那個時候呈現的是什么呢?無貨可運,到了(無貨可運)這個程度,當時我非常吃驚的就是他們的能力也非常富余。那么對我最大的啟發,就是德國人在傳統鐵路上經過改造,可以跑到200公里,我們為什么只能停留在100公里?我們速度能不能提高一點?這是當時我到德國進修對我最大的啟示。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回顧中國鐵路發展歷程。   攝影/楊佳

            中國網:您在擔任鐵道部部長期間,先后領導了前四次火車大提速,在這個期間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背景和需求,組織提速的實驗?

            傅志寰:當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就是說我到德國看到人家提速提得挺好,這條路是走得通的。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另外,外界壓力非常大。當時高速公路比我們鐵路走得早,在一些重要鐵路干線旁邊修了高速公路的地方,高速公路的客運量在不斷地提升,鐵路的客運量在不斷地下降。為什么?一個是我們速度太慢了,我們的服務水平相對也比較低。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我們感到經營上已經有壓力了。就是說你再不提速,火車到后來可能沒人坐。另外從我們技術進步來講,客觀上自身也有這個需要,要把速度提起來。速度是個綱,綱舉目張,速度一提起來,其他的技術都會跟上,這方面也是技術進步的一種需要,所以很快就形成共識了。當時有不同的聲音,也就是我剛才講的,現在我這老出事故,你速度提起來以后,出了事故可能更多更大,誰負責?當時部黨組書記、部長韓杼濱同志,他下了決心,黨組負責。當時我是個積極分子了,決策者是我們部長。他下的決心,黨組下了決心,所以我們就沒有后顧之憂。 

            中國網:提速不是一句話的事,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傅志寰:對。那么首先就是得有機車,要有車輛。第二,得保安全,我們上了很多保安全的措施。比如說我們機車就上了一種黑匣子,我們原來說是有冒進信號,就是闖紅燈。那么上了黑匣子,實際上就是一個監督裝置。即使你司機打了一個盹,我到時候就保證你停車,不至于追尾,或者是正面沖突。

            另外,比如說我們的軸,軸經常發熱,用我們的行話叫切軸,這根軸要是斷了的話,這個車就翻了。過去時有發生,怎么辦?我們上紅外線測溫裝置。那么紅外線測出這個軸發熱,對不起,你的車要停下來,經過檢查確認。那個軸發熱了,馬上這個車把它甩下來,這樣的話就不至于車毀人亡。所以為了保提速上了很多措施,把我們整個的技術水平也帶起來。

            中國網: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農民進城務工的興起,開始出現了“春運”一詞。其實“春運”也是中國人一年一度必須要上演的大戲。那“春運”對于鐵路系統來說,其實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那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春運”,鐵路交通發生了哪些巨大的變化?

            傅志寰:原來我們“春運”期間鐵路運能不夠,比較重要的表現就是我們的客車不夠。當時就是用棚車代替客車。這個棚車呀,那里面是沒座位的,是沒有廁所的,也沒有燈。那么臨時加了廁所,加了燈,(旅客)席地而坐。但是它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列車可以運5000人,當然條件那是非常差的,那是沒辦法的辦法。“春運”開始的時候有大量用棚車代替客車,從廣州拉到四川、拉到湖南、拉到江西,這就是當時的情景。

            后來我們的客車制造上來以后,就把棚車取消了。但是客車的這個擁擠度也是你們現在人難以想象的。我每年春節都要到“春運”第一線去。在四川,春節過后,大量的民工流要到廣州去。我就組織車站,就怎么把旅客塞到這個車廂里去。車廂的定員是多少?大體上是110到120人。實際上多少?300人。走廊,門頭全是人。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大量的旅客積壓在車站上,這是不可取的。民工也非常著急到廣州去,到什么地方去打工,去晚了以后他的崗位可能就沒那么好了,所以非常著急。當時就用這個辦法把民工運走了,我們自己也感到非常內疚,可是沒有更好的辦法。

            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這個中間做了紅皮車,現在做動車了,為什么?現在我們(運輸)能力充分釋放出來。能力哪來呢?就是這幾年大規模的鐵路建設,一年都是上千公里。另外還是高速鐵路最近修得很多,這個大家都很清楚。那么高速鐵路多了,我們運力充足了,我們的能力釋放出來了,我們的條件改善了,那這樣的話現在“春運”就不像以前那么頭疼。對農民工來講,買票的問題也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解說: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國進入高鐵時代的第十個年頭。自2008年京津城際開通運營以來,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國高鐵動車組累計發送旅客突破70億人次,旅客發送量年均增長35%以上。從“和諧號”到“復興號”,從“四縱四橫”到“八縱八橫”,不斷擴大的高鐵版圖,既給普通民眾帶來了越來越便利的出行體驗,也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張嶄新名片。

            中國網:從最初的綠皮車時速也就100公里,到后來的200公里,再到如今的最高時速350公里,我國鐵路交通發展這么快速的原因是什么?

            傅志寰:第一條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這幾年之所以能修建那么多鐵路,特別是修建那么多的高速鐵路,這是黨中央、國務院指引和領導的結果。沒有大量的投資,沒有好的政策,修建鐵路的錢從哪來?錢的問題解決了,其他事情就相對好辦一點兒。現在是全國大協作的結果,各個地方是全力支持的,包括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在國外修一條鐵路是很難的,沒有十年修不了幾條鐵路。我們修一條鐵路,就是三年到五年,一條鐵路、高鐵就通了,這是我們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個制度優勢。沒有這個制度優勢,我們的鐵路不會有這么快的發展。我想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從技術來講,我們是走了一條自主研發的路子。當然有人說,中國鐵路,特別是高鐵之所以上得這么快,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結果。這個說法好像有道理,但是我不完全同意。我們從引進消化吸收得到的東西是不少,但是僅僅是制造合格產品所必要的一些技術。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外方是不給的,也是不賣的。 那么“站在巨人肩膀上”這個命題,我一直是表示質疑的。因為我們鐵路用的主要是技術,不是科學。技術是保密的,是專有的,它不是人類可以共享的。所以說站在巨人肩膀上,可這個巨人要不要你站在他的肩膀上呢?這個大家可能都有共識了——沒那么容易。那么如果說我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個結果的話,那么巨人走了,你是不是還是一個矮子?你不是要掉在地上來了嗎?

            但是中國高鐵不是。我們一直堅持自主創新,堅持自主研發的技術路線。所以你外國人核心技術不給,我照樣能研制出好東西來。當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己如果沒有根基的話,也就是說你把這個大樓建造在別人的地基上了,肯定不會有好結果。所以地基一定要是自己的。打好這個基礎,才能談到別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攝影/楊佳

            中國網:原先我們買票必須要到窗口去排隊,但是后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鐵路系統也推出了一些科學化、人性化的服務措施,您比如說網絡購票,比如說動車組上的O2O點餐等等。像這些技術的發展,您怎么看?就是在中國鐵路發展在硬件之外,這些服務理念和服務措施的提升呢?

            傅志寰:應該說,隨著我們硬件的改善,在服務上鐵路總公司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比如說在運行圖的安排上,每天一圖。特別表現在周末,加開很多列車。因為我們現在周末外出旅行的人或者探親的人就增加了,這個運行圖是彈性的。另外就是,特別是像周末開行的夕發朝至的列車,這也滿足了一部分旅客的需求,這是動了很多腦筋的。再有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在網絡售票 ,解決了排隊的問題,在網上訂餐,解決了吃飯的問題,這都是進步。不過應該說潛力還比較大。

            很多旅客反映我們硬件(提升)相對比較快,服務跟得比較慢,這的確是實際情況。你比如說下一步如何使我們的服務多樣化、個性化,這還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另外就是對于弱勢群體,對殘疾人怎么樣能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方面我們跟國外還是有一定差距。

            隨著硬件的不斷提高,旅客的需求也在不斷地提高。所以,我想改善服務這條路還是很長的,需要努力的方面還是很多的。我相信我們鐵路人在這個方面還會做得更好。

            中國網:中國鐵路走出去項目現在已經遍及了亞洲、歐洲、美洲還有非洲,您怎么看待這些成績的突破?

            傅志寰:過去是我們引進來比較多,走出去相對比較少。那么現在我們中國鐵路實力在不斷地增強,應該說有這個實力,有這個能力,走出去。現在走出去最好的恐怕就是中歐班列。開的(班次)越來越多,受到客戶越來越多的歡迎,市場情況非常好。

            另外就是我們的基礎建設,像在老撾、土耳其,像匈塞鐵路,特別是像雅萬高鐵,我們干得都不錯。進展總體上是順利的,在這方面的前景是越來越好。特別是在非洲,我們幾個項目是搞得比較成功的,像蒙內鐵路等等,影響都比較大。現在走出去的只是開始,我想應該以后步伐越來越大,我們有這個能力。

            中國網:作為一名鐵路人,您覺得您對我們鐵路交通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期待?

            傅志寰: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交通強國”戰略的決定,就是我們要建設交通強國。鐵路提出了“交通強國,鐵路先行”,我想這口號非常好。那么怎么個先行法,我覺得第一就是要使自己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

            鐵路是個綠色交通,綠色交通應該是有發展前景的。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市場份額在萎縮,特別是貨運,前幾年它一直在下降。那么首先通過我們的努力,我們更好地走向市場,要恢復自己的市場份額,應該越做越大。這個不但有利于鐵路自身,而且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減少排放,有利于人民健康,我想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在技術上,我們總體上已經是世界領先,但是還有薄弱環節,比如信號系統相對薄弱一點。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我們已經進入了世界第一方隊,把這個短板要補上去,總體上我們的實力也就更強了。

            但是你在跑,別人也在跑,怎么繼續保持領先地位,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說要研發一些新技術。最近鐵路總公司在研究智能鐵路,準備把京張鐵路做一個示范典型。現在研究了很多配套技術,我想這個方向很好。智能鐵路不但提高能力,保證安全,而且在服務上給廣大旅客會帶來很多的便利。

            另外就是說,除了鐵路以外,磁懸浮是不是能搞一點,我也是贊成的。比如說搞600公里的磁懸浮,就是時速600公里的磁懸浮,我是贊成的。還有搞一些研究,就是低真空管道運輸,有人提出搞1000公里。對于研究我一直是支持的,先研究研究看看它的經濟效益、技術實現的可能性,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決策。我想這個方向是肯定的,也就是說,我們已經處在領先的地位,還要再接再厲,再加一把勁,使我們的技術水平,我們的技術進步再快一點,上一個新的層次。

            中國網:謝謝傅院士能夠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的專訪,謝謝。


    本期人員——責編:杭舟;主持:段冰,攝像:常智博;攝影:楊佳;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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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網
    (本期人員——責編:杭舟;主持:段冰,攝像:常智博;攝影:楊佳;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