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7月26日訊 （記者 白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研究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王一鳴在近日舉辦的“經濟每月談”上就《決定》中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部分進行了分析解讀。

根據《決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王一鳴指出，只有發揮好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才能以重點帶動全局，引領各領域改革不斷深入，從而形成改革合力。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其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以鮮明的問題導向對經濟體制改革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了部署。從篇幅和比重來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關內容在《決定》中分量最重，篇幅最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王一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供圖）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體現在三個方面

《決定》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的位置，明確了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來，首次明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時間節點。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對于這一目標進行了怎樣的部署？

王一鳴表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體現在三個方面：完善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高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以及高效能的宏觀管理。《決定》正是從這三個方面入手，提出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針對國資國企方面的改革，王一鳴指出，《決定》提出的完善國有企業分類考核評價體系，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等舉措將更好地促進國有經濟提高增加值率和整體效率。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大都集中在上游領域，其效率的提升將直接影響中下游量大面廣的民營企業，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也有重要影響。《決議》還提出要推進能源、鐵路、電信、水利、公用事業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對此，王一鳴指出，自然壟斷大多存在于上游基礎行業，其價格影響著中下游行業的生產成本以及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因此，對自然壟斷行業進行改革對于提升我國經濟的競爭力十分重要。

對于非公有制經濟，《決定》提出要為其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從立法、擴大市場準入、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完善融資支持及產權保護等多個方面部署改革舉措，為民營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王一鳴認為，這些舉措對于發揮民營企業的能動性、增強民營企業信心具有重大意義。

《決定》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舉措。王一鳴指出，當前影響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因素既有市場基礎設施硬聯通問題，如符合條件的公共資源交易尚未完全納入統一平臺；也有要素市場尚未統一的問題，如全國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尚未形成，碳減排披露和綠色產品仍缺乏統一標準等。《決定》中提出的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等一系列部署將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并大幅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及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在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方面，《決定》重點強調了完善產權制度。王一鳴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但隨著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社會財富不斷積累和擴大，人們對產權安全性的要求也更多、更高、更迫切，產權保護的強度、范圍、完整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還存在不適應、不匹配的情況。此外，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我國雖取得長足進步，但仍存在維權難、侵權違法成本低等問題，而《決定》中提出的建立高效的知識產權綜合管理體制的安排將有效應對這些問題，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活力和動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形成與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務體系

在本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科技與創新是高頻詞。《決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明確了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八個戰略性產業，同時也對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進行了部署，還強調要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對此，王一鳴表示，國家之間競爭的根本就是生產效率的競爭，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較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將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國家競爭力。

王一鳴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是要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這需要與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系的支持。他表示，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體系對傳統產業有比較成熟的融資模式，但在創新支持方面，仍面臨著不匹配、不適應的問題。比如商業銀行追求本金的安全和收益的確定性，而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存在不確定性；科技企業重研發、輕資產的特點與商業銀行以抵押品價值來確定貸款額度的商業模式之間也不匹配；金融機構習慣于服務大企業、大項目的特點與早期科創企業用小錢的需求之間也不完全匹配。這需要我們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鼓勵更多社會資本滿足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同時探索信貸融資支持科技創新的新模式，提高金融機構運用科技精準服務科創企業的能力。《決定》當中提出的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等改革舉措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新一輪財稅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地方政府財力

在宏觀治理體系中，財稅體制改革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決定》提出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還提到要將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王一鳴表示，這闡明了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核心是增加地方的財力。這些舉措將有助于緩解地方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

此外，王一鳴分析稱，《決定》提出的適當加強中央事權就是要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力與事權更好匹配。中央財政事權原則上通過中央本級安排支出，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則意味著中央的建設項目資金，原則上都要由中央政府來承擔，這將大幅度減輕地方政府壓力。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有助于激發潛在的消費需求

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決定》提出要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據悉，我國有近3億農民工，占城鎮就業人員的65%，但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務仍沒有完全實現。這項改革舉措將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逐步脫鉤，使農民工擁有和當地居民同等的服務和待遇。

此外，王一鳴指出，這項政策的落實也有助于緩解當前經濟運行中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經合組織一項研究數據表明，如果近3億農民工能夠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那么他們的人均消費支出就會增長30%左右。“若能釋放這部分人群的消費潛力，對于擴大有效需求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王一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