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周曉光：代表是一份使命和責任

問：截止到2011年，您在全國人大履職中有建議198份、議案232份，建議和議案的區別是什么？

周曉光：議案的要求跟建議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議案都是關于我們國家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完善或者制定去寫的，你要對法律有一些研究和了解，然后對現實的生活，現實的工作，這一個階段的發展現狀要進行研究。

建議基本上都是政策性的，或者說是區域性的。它不是那來立法的，是拿來根據全國的發展，某個區域的發展需要，這一個階段需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那么提出建議。其實它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問：您的履職之路基本上從這一年的8月份開始忙碌，收集建議和議案。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過程您都做哪些什么事情？

周曉光：我是基本上每年，有幾年是8月份開始，有幾年是10月份開始。主要是做調研，針對不同的群體進行調研。比如義烏有全球最大的國際商貿城，我們就要調研經營戶現在在經營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哪些瓶頸，哪些困難，或者有哪些法律問題。

問：您這個調研一般是分幾個領域，大概每個領域要花多少時間？

周曉光：我們一般的話每個領域是花半天時間，領域很廣，有農民，有經營戶，有外來務工人員。義烏市200多萬人當中，三分之二都是外來人口，我們對外來人口這個群體也非常重視。我們選擇很多題目，金融系統、工商系統、國外的個體戶在義務落戶等等。

問：您的議案和建議的組成當中，自己去調研發現問題總結的，和民眾通過代表聯絡點向您反映的，這兩塊的比例如何？

周曉光：差不多（各）有一半左右。有一部分通過調研，有些問題我不需要寫建議，也不需要寫議案，可能是在省級范圍內就能解決的。有些（民眾反映的）問題不一定是全局性的，或者說也不一定是普遍性的，那這些問題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不能說有一點苗頭就去立法，那也不一定很成熟。

問：您如何將一個民眾跟您反映的非常具體的困難，變成最后一個可能跟大多數人利益都相關的一個建議或者議案？

周曉光：其實前幾年我也是壓力很大的，也有一點苦悶。就是面對一些個案，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去解決，因為有些問題我們那里發現的問題，不一定是全國性的。我今年又提交上來的一個議案，就是《民間借貸法》，其實我五年以前就提了，但今年就會引起更多人的共鳴。我覺得只是時間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要有這個耐心，要持之以恒的去做更多了解。

問：也有人大代表會苦惱百姓把他們當成“包青天”，您在履職的時候會不會感覺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曉光：有的。人大代表有自己應該去履職的一些范圍，他不是萬能的。我們基本上不涉及個案，我也不是公檢法，我也沒有這個權力去做這些方面的調研，更重要的是我也沒有這個專業和能力去做這些方面的了解。但是我們最起碼能夠幫他化解一些東西，他心里那些怨恨啊，一些不滿啊，通過我們的勸說和跟他分析道理，有個地方讓他說話，也起到一些化解矛盾的作用。

問：特別針對一些個案的時候，代表會把他的要求轉到其他的相關部門，涉及到相關部門的配合，你覺得順利么？

周曉光：我們會把個案轉給比方說法院的，或者檢察院的，或者公安系統的，或者哪里，我們會轉，但是不一定能夠這個有很好的作用。（溝通）該沒問題的，作為人大代表，大家還是很尊重的，他們也會跟我們有個回饋。

問：其實這么多人把煩惱、痛苦來向您傾訴的時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個現實，中國的基層民眾，當他們有意見跟政府跟上級傳達的渠道并不通暢，您的觀察是什么？

周曉光：我覺得有些老百姓他需要反映這些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老百姓是很講道理的，也有這個水平。你反映的事情要實事求是，也要公正客觀，你不能太拼命，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場和利益在說問題。我覺得也有一部分老百姓不講道理的也蠻多的，以前沒有這個感覺，現在接觸多了，會覺得有些老百姓就是心里有點不平衡，經常會只要碰到我，我必須要怎么樣……他們對我肯定有期望，但自己也會覺得有時候是很無奈的。

問：您在2004年設立人大代表聯絡點，并在電視臺做廣告征集議案曾引起非常激烈的討論。您怎么看？

周曉光：一個人大代表只是一個職務，也是一份使命和責任，這個跟錢一點關系都沒有。其實我并沒有花什么錢，我做廣告只是公司像團拜一樣的廣告里面增加了一條內容。我們請的專家、教授和老領導都是自愿者，只是說通過這個平臺，還能為社會，為國家做點事情，跟錢完全不搭界的，是兩碼事。我現在（作為代表）辦公的地方一分錢都沒有花，連電費都不用花的，全部都是政府的房子。我不想因為我的全國人大的這個職務，跟我的公司掛鉤起來，它是非常獨立的。

問：所以錢多錢少不是衡量一個代表履職能力的標準？

周曉光：對，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代表自己對這個代表職責的這個理解和認識的問題，就是這個責任意識的問題。第二個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思路問題，只要是你愿意邁出這一步，其實你會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人的幫助。代表你也要有作為，你有作為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和幫助。

問：能不能具體來說一說，時間、精力、金錢上，作為人大代表履職一年要付出什么？

周曉光：我們全國開會，省里開會，地方開會，可能四級人代會開下來，差不多一年就一個月吧，這里有一個月。內部我們自己專家團隊也要開會，要選題，要進行一些題目，一些材料的討論等等，也要10幾天時間。我估計最少也得花兩個多月的時間。還要參與代表的學習，我們全國人大代表也有一些培訓什么等等。

問：金錢這部分呢？

周曉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真的不用花錢，你看我開座談會都是我們市政府的人大這邊發的邀請和通知，然后他們有專業的辦公室，連茶水什么都是他們提供的，所以我們也不需要什么花錢。

問：我特別注意到您每次接受采訪幾乎都會說的一句話 “我是義烏地區的唯一的人大代表”，但人們會問，周代表，您到底是代表義烏人民，還是代表浙江人民？還是代表全國人民？

周曉光：當然我是全國（人民）的代表了，但是因為我不可能到全國去做調研，我更代表區域性，因為情況了解，人員也熟悉。我在特定區域把工作開展起來，也代表了全國（人民）。

問：這會不會有利益沖突呢？當一個外地的普通的市民向你反映他們那里的問題，你的選擇是什么？

周曉光：我覺得沒有什么沖突的，因為我也接待了很多（外地民眾）。他們給我提供資料，也有些人就直接送過來。我這個沒有界限說你們外面的就不需要來，就不用來，沒有的，這個是一樣的。

問： 2011年各地出現了很多獨立的參選人。對于像您這樣通過提名，連任幾屆的代表，他們的出現是競爭和挑戰嗎？

周曉光：這個是很正常的，其實我們基層的代表也是通過參選上來的，并不是說就靠領導提名。如果說他（獨立參選人）確實能夠得到老百姓的認可，選上來的，也是代表啊。老百姓心里有一桿秤的，誰能夠代表我們，誰會為老百姓負責任。

問：獨立民間代表越來越多，跟民眾對話的聲音越來越多，您會感覺到壓力嗎？

周曉光：我倒沒有這個壓力，我覺得都一樣的。有一些人雖然通過這樣的方法選上來，但他真正選上來以后，并不一定能夠真正去很好的履職，他只是對選舉有興趣，他不一定對履職真正能發揮作用。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在開會的時候，他參選的時候那種積極性和激情，在履職的過程當中完全沒有發揮。所以并不一定說他有積極性，選完了之后就真的是為老百姓說話，不一定。

問：就是選上了之后，履職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周曉光：對呀對呀，我覺得這才是真正（考驗）這個代表稱不稱職?，F在我也很納悶，有些老百姓是為了什么把這個人選上來？，他也沒有為他們說上什么話，五年下來，坐在那里真的沒有說什么話，真的沒有履什么職，為什么要選這樣的人呢？

問：您2004年就開設了代表聯絡點，但是到今年還有代表在說30%—40%的人一次都說過話，有委員說“我今年就是要做啞巴?！边@個現象您怎么看？

周曉光：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正常的，因為有一部分代表確實工作特別忙，一個是工作忙，第二對他自己工作范圍內的一些東西，他覺得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因為議案和建議畢竟是國家級的，而且一個是專業性很強，第二是針對性很強，這個提的過程當中，不一定能夠很適合。

問：本來就只選了這么兩千多人，但他在中央沒有替百姓說話。

周曉光：我發現我們浙江代表好象這種情況很少的，大家的發言積極性都很高的，發言的水平都很高的。我倒很少覺得說，我們這些代表當中有人沒有說過話的，或者有人一個建議沒有提過的，好象沒有過。

問：您說過第一年來北京也是什么都不懂，當了一年的啞巴代表。大家都在討論的時候你不說話，感覺是怎么樣的？

周曉光：最大的感覺一個是壓力，第二個是學習。別人的水平都那么高，都履職履得這么好，我覺得我愧對我們的老百姓，愧對我們的人民選我做代表，所以我回去我就發誓，我一定要認真去學習，趕緊去更好的履職，這就是我當時的感想。

問：專職委員設置的建議也提出好多年了，您的想法是什么？

周曉光：我覺得不妨可以試一試，不用大范圍的去做，你也可以組建類似這樣的小組成員，哪怕是10個、8個，小范圍的可以嘗試一下，也不一定說普遍性的這么去推廣。

問：您愿意嘗試嗎？

周曉光：我覺得自己是不適合的，我更適合做企業家。

問：總結下來這么多年，作為一個人大代表，辛不辛苦？

周曉光：那當然會很辛苦。我們都是要抽出自己的業余時間來做這個工作，特別是前一、兩年做的時候，可能還不一定能夠得到更多人的信任或者說理解和支持，那個時候其實自己是走得很辛苦的。當你面對這樣一些困惑和壓力的時候，你是不是堅持還要再去面對，去克服這些障礙。

問：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兩年的兩會我們也看到，有越來越多非常雷人的提案，您怎么評價這個現象？

周曉光：我覺得大家素質還是很不錯的，大家只是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角度，關注點不一樣而已。有些代表，有些委員提出來了，我覺得肯定也代表他的那個區域，那個群體的一部分。

問：以您的經驗，我們來總結一個標準，一個好的議案是什么樣的？

周曉光：我覺得好的議案肯定是要來自于人民群眾，你要下基層，你真正要了解，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或者跟老百姓是息息相關的，而且他是一個全局性的東西。這樣的議案是有價值的。

問：浙江、女性、企業家，這三個標簽，過去的一年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周曉光：我覺得2011年，我們浙江的民營企業，不管是中小企業還是微小企業我覺得都面臨一些挑戰和困難。如果浙江的民營企業都碰到這個困難，全國其他地方的民營企業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他們的日子肯定會比我們更難過。不過，因為全球都面臨困難，企業家在這種環境和氛圍里，我們齊心協力一起去面對。

問：困難具體是什么？

周曉光：最大的困難一個是融資困難，第二是融資成本太高。應該說我們辦企業10幾年來，將近20年來，融資成本去年是最高的。以前的話基本上都是1分以內（貸款利息），就是10%以內的年回報，基本上在這個范圍內就可以融到資，去年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年回報都要15%左右，你想想看，這5個點意味著什么？都是利潤啊，都是成本啊。

問：珠三角的代表說，那些做鞋的利潤都變成1毛錢。

周曉光：我們也準備呼吁國家的稅收、其他的費用能夠盡量降低，為中小企業減負。否則的話這些企業創業的這種激情會減弱。不像前幾年，前5年、前10年，積極性那么高，政府想壓都壓不住。去年很明顯的感覺到，大部分的微小企業，中小企業，大家對創業的熱情都減退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沒有了。現在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漲，大部分的產品都是供過于求，這樣的話我不做反而不會虧本，一做我還要虧本。

問：去年溫州老板跑路、跳樓，在那場金融風暴里面很多企業的現狀就是做實業不賺錢。

周曉光：對。我們浙江的企業，百分之五、六十的企業都是做外貿的，國際大的市場不好，對做外貿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所有的原材料、勞動力以及稅費、稅收、融資各個方面的成本都在上漲，那你的產品賣不出去，賣出去也沒錢賺。那你說還要不要做嘛，所以大家沒辦法生存，就不做。

問：您5年前就提出“民間借貸合法化”，如今通過吳英案變成全國都在關注的話題。民間借貸的口子如何合法的打開？

周曉光：國家要加大力度對這些中小、微小企業的一些支持的力度的話，肯定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金融機構來支持和扶持。其實現在微小企業資金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我們新光的小額貸款公司成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兩個億的貸款，差不多500來家微小企業全部貸出去了，1分錢都沒有了。有一些微小企業就是那么一口氣的困難，你如果幫助他一個月、兩個月以后，他的困難就渡過了，像這樣的企業還是比較多的。

問：去年富士康被人質疑是“血汗工廠”，您也管理著一家制造業企業，中國工人的真實的狀況是怎么樣的？

周曉光：我建議大家（媒體）更加客觀一些，不要太片面。其實現在企業家對員工，他不可能不善待，不可能不以人為本，否則他這個公司是招不到員工的，員工都是現在你到這里工作和不到這里工作，他都是很自由的，如果說你這個公司對他不好，他會在這個公司工作嗎？

為什么老板辦企業的積極性越來越低？就是因為他是替銀行賺錢，先解決員工的問題，根本不是先考慮自己的問題，等于是老板替員工在打工。因為員工隨時屁股一拍明天就可以不來上班的，你老板不可能給他扣一天工資的，《勞動合同法》各個方面都監督的很嚴格的。

問：老板也很委屈。

周曉光：現在有很多的員工根本不講道理，我在做調研的時候，那些企業家都哭了，他怎么講，他說我們一個崗位一個技術工人，培養出來要花一、兩年的時間，他在這里工作，突然另外一個地方給他比我高，本來是給他3000一個月的工資，他說其他地方給他一個月3200，他今天給我交了一張辭職報告，明天就要走，問老板你工資趕緊結給我，不結給我，我就到樓上去跳樓了他說，你結不結？按照這樣的技術工人，應該是提前一個月提出申請，我辭工的話，我要其他的人能夠培訓起來，培養起來，把這個崗位要頂上去你才能辭工的，你不能這么不講道理的，他就用這樣的方法來威脅你，所以你叫老板怎么說？

實實事求是的講，老板都有很多委屈，覺得沒有人在為保護老板，老板的利益沒有人保護。而且整個社會現象都仇富，好象覺得老板都是剝削一樣的，其實真的不是這樣，很多老板工作時間15個小時、16個小時，做得很辛苦，根本沒有員工那么瀟灑，做8個小時，10個小時我就可以下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