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齊奇

中國網：代表您好！很多人都提出應該立法保障助人為樂，關于這方面，您怎么來看？

齊奇：從這個來講，它可能是像南京的“彭宇案”，扶了人以后反而被判罰。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里面本身就有誤解，好像法律上沒有保障助人為樂的，所以才要助人為樂，其實我們判決一些承擔民事責任的賠償，別人是受到了一定的傷害，跟助人為樂是兩個概念。有的案子是因為事實沒有及時地得到澄清，造成社會的誤解。后來大概“彭宇案”兩三年一直是一個熱點，認為是倒退了多少年，實際上最后搞清楚了，彭宇是撞了老太太，他當時講的是不真實的，我沒撞，我扶了他，實際按照事實是撞了。按照當時調解的保密協議,沒有披露這個事實真相，因此好像扶了人還要賠，等到真相講清楚就行了。

后來在南京又發生一個扶人的案子，浙江也有一個金華的“吳俊東案”，法院也是判了他們要承擔民事責任。他們的車子把人碰倒了、撞倒了，有些人下來把他扶起來，送到醫院，這應該給予肯定的評價，但否認撞了人，對人家造成損害，這個否認要以事實為根據。現在往往是，有的時候事實沒有搞清楚就聽了他自己的一些不實的辯解，說我沒碰，我扶了他，你怎么還賠？輿論馬上一面倒，又是好人被判罰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現行的法律完全是和道德一致的，法律就是要鼓勵做好事。如果你是扶了人，怎么會叫你賠呢？肯定不會要你賠，要你賠一定要有依據，那就是你對人家造成了損害。至于你對人家造成了損害，你又扶了人，把人家扶起來，這應該得到肯定，但是你前面造成了損害還是要適當地賠一點。這個問題本身就反映了對法律的誤解。

中國網：剛才您也談到了輿論，輿論這塊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的判斷，您覺得輿論和司法審判應該達到一個怎樣的關系才能是比較好的協調配合或者比較好的相處？

齊奇：互聯網時代，有的時候輿論是一方的輿論。我們法院總是有兩方，當事人是雙方，他一方去造輿論，另一方沒造，所以這是一個問題，就是輿論有的時候有它片面的地方。還有，有的時候一個問題經過公眾關注以后，放大以后，輿論往往就某一個點，大家感興趣的在爭論，但這個點背后到底證據是什么，事實到底怎么樣，他不是很感興趣，反正就是抓住這個點，你扶了人怎么還要賠，不管后面的事實證據，所以，輿論說明了什么呢？輿論它有時候在發揮它監督社會的作用，反映了一定的民意，不是全部的民意，輿論一般來講是主張要正義，主張不能夠有不公正，這個基本點我想都是一致的。

但是作為法官來講，如果光注意輿論是不行的。法官真正在審判案子的時候還是按照我們講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受輿論的影響。事實到底是什么？能夠證據支撐的有幾個事實，然后根據這個事實再看法條，是怎么規定的。因為司法現在有一個問題，不能超越立法，如果你對立法有意見，可以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改這個立法，在立法還沒改的時候，我還在這個框架內，不能說你就應該跳高點，最后突破法律的框架，不行，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所以，有的時候爭論都不是很對應的，我在講司法，他在講立法，但具體講的時候，就這個案子一股腦地跟你講，所以對輿論我們都要冷靜、客觀地對待它，既要重視它，又不能被它所左右。

第三，司法一旦判了以后應該充分把這個根據、道理講清楚，司法本身對輿論也有一個引領的作用，它有的時候也在引導社會的價值取向，引導社會的道德取向，因為法律和道德肯定是一致的，不應該矛盾，無非就是道德的面更寬，法律的規定這個面窄一點，但本質上都是一致的，對維系道德，維系我們的核心價值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所以，它的關系怎么說？也是相輔相成，互相最好是雙贏或者大家良性地互動，避免 “輿論綁架司法”或者“司法仇恨輿論”。

中國網：您剛才提到法律的修改，今年“兩會”里有一個重要的議程，就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很多人都覺得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可能會更加體現溫情的一面，更加保障人權，對這方面您怎么看？

齊奇：刑事訴訟法很大的方面是對被告人的人身權利進行充分的保護，特別是對于一些刑訊逼供，非法證據的排除更加嚴格，而且它還是監督機關，它對法官的監督力度在加大，對法院的監督力度也在加大，而公檢法，包括律師也是互相制約的，所以互相制約的力度也在加大，我覺得刑訴法亮點紛呈，總體來說是個很大的進步。

中國網：刑訴法之前已經修改過，它的修改主要是基于什么樣的因素呢？

齊奇：除了保障被告人的權利以外，還有法院和檢察院在執法的過程當中，根據形勢的需要，在程序上，比方說需要積壓多少時間，原來說是一個月，現在有些情況比較復雜，可以增加半個月；在司法實踐當中，過去的規定不適應的它也做些調整，這對辦案人員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基本人權的方面，也有一些技術上的，我們叫司法技術層面上的修訂，也都很重要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確保更加公正，防止司法的偏離等等。

中國網：謝謝！

（結束）

（記者：鄭海濱? 攝像：齊銳）